清乾隆二年（1737年）的时候，包头还仅是博托河畔的一个小村，只居住着一些零散商户和出边垦殖的农民。到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春居民渐多，改村为镇，归萨拉齐厅管辖，设把总一员，有100多名驻兵，维护地方治安。道光三十年（1850年），黄河改道，原托克托城南的河口镇被水淹没，包头南海子渡口取而代之，老包头的商业经济因此兴旺繁荣，一跃而成为黄河中上游的水运枢纽和皮毛集散重镇。包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与一个叫马升的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其在包头的贡献，很多老街巷的命名，都直接或间接与这位御封的“巴图鲁”有关，其背后的历史故事，也叫人津津乐道。

西阁外残存的牌匾

东营盘西营盘，为保民安梁上安

马升，四川太平县（今万源市）官渡乡玛瑙溪人，生于1827年，卒于1889年，在风云激荡、烽烟四起的清朝任大同总兵，驻防包头。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回民军迂回出击，由草地向包头、归化进发，乌里雅苏台将军德勒克多尔济见军情紧急，赶赴归绥，会同归化城将军裕瑞，筹划包头等处的防务事宜，除将防河保的官兵撤回包头外，又调驻扎一间房的大同官兵来包头，交由马升分布防守。似乎还觉得不够稳妥，又调来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300名蒙古兵留守包头，调察哈尔步兵400名，马队蒙古兵700名来包头协同防守，包头于是成为抵御回民起义军的前沿阵地。

同治六年（1867年）三月，陕、甘总督左宗棠为了堵击回民军向内蒙古、陕西等地区进发，在黄河沿岸布置了防线，包头镇内也修筑了粮台、炮位、兵站，驻扎了清兵。但仍有甘、宁回民军假扮客商，由水陆两路经包头到归化、绥远购买马匹、武器等军需物资。清廷侦察得知后，急命甘、宁、绥将军严加防守。马升于是派兵在沿黄河各渡口逐段设防，并且在包头的北梁上修建了东、西两座营盘，东营盘驻扎步兵，西营盘驻扎骑兵。于是就有了东营盘梁和西营盘梁这两个地名。

浚战壕筑城墙，条条大街是通衢

为了防止黄河结冰期间回民军来袭，马升在督率兵将严加防范的同时，发动包头镇商民协助驻军浚壕筑墙，使包头镇外围有了初具规模的防卫土墙。果然到12月，马政和等回民军领袖便率部渡河袭击包头镇和昭君坟，大股则集结在十里长滩等处。马升率包头、托克托两路官兵分路出击，回民军向西退去。之后马升即驻扎包头，并派兵把守中滩、昭君坟等地。到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四月，包头镇以西至磴口黄河北岸，回民军踪迹渐无，包头的防务压力才有所缓解。

在对回民军镇压的过程中，清朝政府深切地认识到了包头镇战略地位的重要，因此，在包头镇驻防之时，为了加强防御，马升于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协同当时的包头巡检崔际平，督修包头城垣，“阖镇商民，率皆踊跃从事……累月积年，费资至逾巨万”（《包头市志》），历时3年而工程告竣。

当时所筑包头城垣，城墙全为土筑，高1丈5尺，底基宽2丈，墙顶宽1丈，雉墙高6尺，厚1.5尺。辟有西、南、东、东北、西北五座城门，城垣周长14华里，城内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城外还挖了深3尺的护城壕，城墙四角筑有台墩，墩“高与城齐，顶上纵横各三尺，面积九方尺”。虽然不够雄伟，但包头镇从此确实是拥有了像模像样的城池，军事防御能力显著增强，即使在后来匪患猖獗的时候，城中商户和居民的安全也赖以保障，未曾遭受太大的损失。《筑包头城碑记》记载，城墙修成之后，包头镇“逆风已静于邻疆，商贾皆安于市肆，鹅鹤无惊，鸡豚皆息。”这样的评价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城墙修好后，靠近城门的几条街道，也有了东、西、南门的名字。

妙法禅寺内的雕塑

西阁楼挂铁戟，妙法禅寺建雄殿

在修筑包头城垣的同时，马升还利用筑城剩余材料，在城内西街兴建了称为西阁的阁楼，东西穿开门洞，阁顶垂檐斗拱，每面4根明柱，内塑观音菩萨和韦陀神像，取护佑黎民之义。西阁之上，还悬挂一把铁戟，长约2丈，重200余斤，戟上刻有“记名简放提督军门镇守山西大同等处地方统辖雁门三关总镇都督府冠勇巴图鲁马”等字样，民间传说是杨家将的兵器，实际上是为表彰马升战功而铸造的纪念物，戟尖对西，以示镇西之义。

马升驻包头期间，还集资、督兵兴建了妙法寺的吕祖殿和大雄宝殿，据考证，妙法禅寺的寺名即为马升所题。史料记载，马升、张树屏、林成兴等几任驻军官员，一直是妙法禅寺最大的施主。

为了确保地方安宁，马升在剿匪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包头僻处塞外，匪患频仍。马升驻包头之初，有原镇守官员韩纲、萧明与匪勾结，残害百姓，阖镇商民，叫苦不迭。马升于是假意宴请萧明，席间设伏兵，萧明束手就擒。又召韩纲议事，出其不意将其捕捉。二人被斩首示众之后，匪盗一时敛迹。

包头民间多有关于马升的传说。据说马升率部迎击回民军时被包围，单骑突围，一昼夜行800里而抵黄河，正渡河之际，追兵风驰电掣而来。马升仰天长叹：“马被马追，马同马死！”其马闻言，自水中腾骧而起，凌空飞渡。脱险之后，战马长鸣吐血而亡，马升为其具衣冠甲胄，葬于西营盘内，立碑纪念。

又说马升深谙堪舆之术，在修造包头城垣时，他亲自骑马相度地形，让人循其马迹筑城，于是一蹴而就。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马升两蒙皇帝召见，连赐“御食”，获授“巴图鲁”勇号，并赏穿四团龙黄马褂，极尽武臣之荣耀。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马升离任。

（尤允庆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