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清华上课时，在黑板上写下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学生看完后大笑，对其深深叹服。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故有南海圣人再传弟子一说。王国维当过溥仪的老师，故有大清皇帝同学少年一说。

每次上课前，陈寅恪对学生道：“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就这么牛。

在清华时，学生常到陈寅恪家中问学，蓝文徵回忆说：“每到他家，身上总是带几本小册，用人送上茶果，有时先生也叫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他于是把葡萄原产何处，原名什么，葡萄酒最早出现何处，称什么，何时又传到何处，一变成为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它传播之路径。

金岳霖回忆陈寅恪：“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

1933年3月23日下午，陈寅恪的研究生朱延丰参加毕业考试。考试后，陈寅恪在课堂上问朱延丰自觉考得如何，朱以为尚不错，陈笑曰：“恐也不一定。当时还准备一题，后觉恐较难，故未问，即中古时大解后如何洁身。”朱迟未作声，另一学生邵循正乃答：“据律藏，用布拭净。老僧用后之布，小僧为之洗涤。”陈初闻未语，少顷，深表赞许。

1946年，吴小如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就读，选修了陈寅恪的“唐诗研究”课。陈时已目盲，故这门课不采取讲授制，凡选修者只需拟定一个论文题目，经陈同意，即可自行准备，定期同导师谈话，汇报学习情况。吴小如每次去见陈寅恪，每次必带去一堆问题。陈听过之后，语调轻缓、从容不迫地对吴说，这个人的名字似乎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那个人的材料可能出于某人文集中的某篇文章。特别是有些人物传记和典章制度，陈大都能列举新、旧唐书某卷某传，或某志某条，让吴自己去按图索骥。吴回来检索时，十之七八都能找到答案，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

陈寅恪熟读《资治通鉴》。王永兴回忆，陈寅恪目盲后，一次他为陈读《通鉴》，读至一段时，陈忽然让其停止，重读。王意识到可能读有脱漏，便仔细慢读，果然发现第一次读时脱漏一字。

在清华时，陈寅恪讲课，许多教授老师都前去听讲，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其他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等，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在华西大学讲课时，不仅程千帆、沈祖棻夫妇前去听讲，连父亲陈三立的诗友、名诗人林山腴也前往听讲。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被刘文典誉为“国粹”。刘文典素日对自己的学问极为自负，寻常学者、教授从不放在眼里，但对陈寅恪却尊崇有加，公开宣称自己的学问不及陈先生之万一，并多次告诉学生们，他对陈先生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刘曾经多次在课堂上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说：“这是刘某人！”他说：“陈先生连波斯文、突厥文都会，跟他比，我还差得远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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